是的，只要活下去，活着就是胜利。他一路往北走，四处打听着田宝珍的消息。没钱了，就停下来，打打零工。如今他十分懂得谈条件了，只要包吃包住，工钱只要旁人的一半，有些老板听完后动了心，上下打量着他，那张脸确实是可怖，但又不是跟他结亲，也不是要他生儿子，一个打杂的下属，丑点又何妨。因着价格实在便宜，试探性的，先给了些不打紧的脏活、杂活交给他做。一个月后，便渐渐知道了他的好，话少，嘴严，也肯吃苦，为人处世也算稳重，最重要的是从不生事，没活干时，其他伙计凑在一起，要么打牌赌钱，要么喝酒吹牛，他总是一个人坐在一旁，手里举着本什么，静静地看。有时候是张旧报纸，有时候是本去年的破杂志，捡到什么，他便看什么，从不挑剔，就像给他什么，他便吃什么一样，从不多嘴。但是徐庆利也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在一个地方总呆不久，做不过一年便会离开。开始老板只当是加薪的由头，敷衍着加了几个钱，可慢慢地，就发现了不对头，无论如何挽留，又开出怎样的条件，这个男人只是笑着摇头，似是打定主意，执意地要走。坊间开始传言，因着距离，连带着他整个人也跟着神秘起来。人人都说他是留不住的，说这男人的血里涌动着风，注定是漂泊无定，四海为家。徐庆利对这种说法一笑而过，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何不敢久留——因为他怕。虽然如今温饱有了保障，可每一日依然提心吊胆。他习惯了独来独往，外人对他的接纳或是抵触，全然不往心里去，自有着一份淡漠疏离。每每跟身边人熟稔起来，当那些人开始壮起胆子套他的话，追问他的过去，提起他脸上的伤疤，他便知道，是时候离开了。毕竟是偷来的人生，总不能活得敲锣打鼓。对于那个男人，那个名叫倪向东的男人，他并不了解，他不知道那个死在泥坑里的男人，该是什么样子。所有的揣测，都来自他临终那一天，口袋里的东西，一盒皱巴巴的烟，一只打火机。徐庆利自己是不抽烟的，但是为了靠近那个男人的影子，他硬逼着自己克服了对火的恐惧，将燃烧的香烟叼进嘴里。苦涩在舌尖弥漫，他深吸一口，呛住了嗓子，不住地咳嗽，白色的烟也熏得眼睛疼，不住地流泪。徐庆利实在搞不明白，为何有人要花钱遭这份罪受。但是他必须学，因为那个叫倪向东的男人是爱抽烟的。他强迫自己又点上一根，慢慢吸着，多少摸出了点门道，这次没有再咳嗽，却也没寻到什么乐趣。第三根的时候，他渐渐有些明白了，脑子活络起来，心跳的也愈发有力气。当抽完一整盒，他已然知道了香烟的好。如今，他算得上是一把好手了。一路向北，他一路掩盖自己的痕迹，抽烟，喝酒，编故事。走南闯北，口音也混杂起来，谎话说多了，竟连自己也骗了过去。他渐渐忘记了遥远的童年，忘记了那些打在身上的棍棒，忘记了大山深处还有一个叫南岭村的小寨子。他自然也忘记了原本的名字。“倪向东”三个字，最初还是会有些绊口。被旁人询问姓名时，“徐”字多少次地徘徊在嘴边，几近脱口。可日子久了，“倪”反倒更像是亲生的姓氏，再起笔时，很自然的从双人旁的“彳”，变成了单人旁的“亻”，而骨子里的某一个部分，好像也跟着那隐去的一笔，消失不见了。他开始做一些曾经绝不会做的事情，躲在倪向东的面具之下，他好像活成了真正的徐庆利。但是他依然记得阿爸，无论走到哪，总是按时给阿爸寄钱回去。他不用银行卡，打工也只要现钱，唯有每个月把钱和汇款单一同递进邮政柜台的瞬间，才恍惚想起这幅残缺的皮囊之下，似乎还蛰伏着另一个灵魂。2019 年的夏末，徐庆利兜兜转转，来到了琴岛，身上所有的行李，只有一床薄被子。原本只想呆一宿，做个中转而已，可下了火车，他抬头便望见了那片海，正是傍晚时分，赤红的夕阳散在海面上，燃烧的瑰丽，橙红的光彩映入眼底，唤起某种早已褪了色的记忆。他忽然想留在这里，或许，宝珍也会留恋这片海呢？在家庭小旅馆醒来的第二天，徐庆利照旧是去找工作。依然是力工的活，他对自己的认知已经十分清晰，没学历，没样貌，笨嘴拙舌，能够出卖的，左不过是这身腱子肉，以及小伙子的精气神。他在话剧社做过一段时间的场工，工资不算多，一天只有 60 块，基本上要呆满 12 个小时，随时待命，不过他也不在乎，本身也没别的地方可去。后来又经工友介绍，去外面接了些搭台、拆台的活计，更累，但是挣得也更多。他们一行人常常蹲在商场外面，等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走净了，等橱窗里的辉煌灯光熄灭了，才像牲口一样把重货抗上背，呼哧呼哧地搬进货梯。空无一人的商场，他开缝的胶鞋，踩在光可鉴人的大理石砖上。这座城市的繁华不是给他的，但是城市的繁华，却有一部分是他给的。想到这里，徐庆利得意地笑了，左脸的疤痕也跟着扭，倒影在对过儿时装店的玻璃门上，也冲着他笑。在剧院干的久了，老板也十分赏识他的人品，想要给他转正，如此一来，待遇能更高些，听说还可以包住宿，徐庆利自然开心，可是当他听到要上交身份证，统一登记的时候，他蔫了，慌忙摆摆手，拒绝了好意。转过脸来的周一，他结过工钱，没跟任何人打过招呼，跑了。一个星期后，他寻到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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