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学毕业半年，他还是提出了分开，既不想再背负良心上的债，也不想影响她的生活。
其实他知道，沈爱立是一个很好的姑娘，如果他不是战犯的儿子，而是工人或者农民的儿子，他都会选择和她组建家庭。
可是那时候，战犯狗崽子的身份，让他生活在水深火热里，生存是他首要的目标，无暇顾及其他。时至今日，对于当年那些伤害过他的人，他仍旧无法忘记和原谅。
他抱着油桶漂到港城的时候，浑身湿漉漉地站在岸上，望着对面海岸上明明灭灭的灯火，就在想，总有一天，他要重新回去，重新站在那些欺辱他的人跟前，告诉他们，他魏正还是活下来了，像个人一样地活下来了。
他在港城边做苦力边找姑姑，后来跟着姑姑前往米国做生意，慢慢积累了一点人脉和资产。当年在华国的艰难，仿佛就像一场梦一样，让他不愿再去触及。
那几年的经历，让他对人性彻底失望，除了姑姑一家人，他不再相信任何人。
直到他在朋友家中，意外地看到了一本曾经法国驻华记者撰写的传记，里面有一张照片，很快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：铺着青灰色石砖的小院里，有一株松树，地上落了一层松针，穿着绿色呢子大衣的年轻女士，正和一个可爱的女娃娃在踢球。
照片上的年轻女士，和他在华国的初恋对象很相似，只是他印象里的姑娘，身形是单薄的，脸上也鲜少有这样的好气色。
书里的人，身形微丰，眼睛里有淡淡的欢愉和朝气，虽然和爱立的五官很相似，但是脸上是他从没有见过的一种神气。
他一时概括不出来，但是直觉告诉他，不会有这样像的俩个人，这个人大概就是沈爱立了。
照片底部写着：“好友贺之桢的家人”。
当时他的情绪很复杂，像是拨开了尘封的记忆，从灰蒙蒙的屋子里，找到了一点点光亮，那曾经在他的苦难岁月里，唯一温暖过他的光亮。
他从朋友那里，借走了这本书，后来又碾转联系上了传记作者罗伯特，罗伯特并不记得照片上年轻女士的名字，但他在信里说，这是他好朋友贺之桢的继女，她的母亲似乎姓沈。
一个“沈”字让他确定，这个人就是爱立。照片拍摄于1966年，而他看到的时候已经是1976年，后来他就有心留意大陆那边的消息，华国搞改革开放以后，他就和老乡陈美云联系上了，托她帮忙打听沈爱立的消息。
他记得当年沈爱立被分配到了汉城国棉一厂当技术员，而陈美云被分配到了汉城下面的祁县。
不久，他收到了一封陈美云的信，说是沈爱立在前些年就已经调到京市纺织科学研究院去了。
他犹豫了很久，是否要和她联系？年初的时候，他去西德出售纺织印染的材料，意外得知西德的dk公司与大陆的纺织科学研究院有一场技术交流活动。
他找到dk公司的负责人，以那次货物百分之三十的利润，从中得到了一个参加的名额。
回去以后，姑姑说他意气用事，现在华国政治氛围宽松很多，完全可以自己一个人回去，而没必要用高价去争这么一个名额。
他说：“姑姑，我想正大光明地出现在她面前，以一个新的身份。”关于魏正的记忆，实在是有太多的不好，这个人的自尊脊梁都是被人踩在脚底下的。他想换一个身份，去见沈爱立。
然而，他积极筹备的会面，一心想要找寻的故人，在十五年后，并没有认出他来。从清俊的青年，到满身世故的中年商人，时光在他的身上留下了很多痕迹。
爱立却和当年差不多，唯独一双眼睛比以前更有自信。
此时，黎东生不动声色地问道：“哦，那郑先生以前是在哪个城市生活？”
郑卫语调轻缓地道：“蓉城申城汉城羊城，都待过一段时间。”只是记忆都不是很美好，建国前，父亲先是抗日后是参加国内战争，他们跟着母亲胆战心惊的，就怕前方会有不好的消息传来。
后来父亲死于战场上，他以为悬在他们一家人头顶上的那把刀，终于掉了下来。谁能想到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不是怕从远处而来的邮差的自行车铃声，而是墙外人的脚步声。
怕那忽然被破门的恐惧，那无差别的拳头和铁脚。
郑卫很快从自己的思绪中抽了出来，和面前的黎东生道：“黎所长，这次访问交流的流程结束，我就会回港城了，我并不想打扰沈所长的生活，也请你不必告诉她。”
黎东生见他言辞诚恳，颔首应道：“好的，这是郑先生的私事。”换了话题道：“我和梅院长都很感激您的鼎力帮忙，如果不是您亲自去西德采购，这一次的交流会，不会有这样好的开头。”
郑卫道：“这是我该做的。”他再次抬头，朝人群里的沈爱立看过去，虽然他在华国过得并不顺当，但是似乎爱立在这里过得很好，一路顺风顺水地由汉城的国棉一厂调到了京市的纺织科学研究院，成为单位里的中坚分子。
在这里，还有大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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